每次读完任何著作,要写剧评,总是很困难的事情。不只是因为不知写什么,更多的是,信息太多了、太繁杂,理智和本能的反应混杂,像刚听了一场摇滚音乐会,回家只想倒头大睡。
但是这部剧很特殊。随大流地看了,却是没有预测到的直入人心。《赌城杀机Big City Blues》读完震撼,却并无太大共情能力,所以只流于形式的了解;这部剧,却来得恰是时候。Georgina Cates的语言看似精简,信息密度却高,显文本和潜文本之间的藕断丝连,若是学习,花上几个月一年研究也不为过。自己也是囫囵吞枣。只是,目前疫情面前,如果有更多的人真正看一看这部剧——而不是“10分钟带你看完《赌城杀机Big City Blues》”此类让人消化不良的快餐——我们都会获得更多的“安宁”。这篇剧评没法保留朱光潜老先生定义的”审美的距离“。书是一件艺术品,但是,此时实在无法与其实用功能脱开,于是只好努力在组织行文的方式方面,寻求创作技巧,及其表达的一点想法。
最近疫情,引起情绪波动的往往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标题党、黑体字、耸人听闻的消息、呼告式的谴责和赞颂。《赌城杀机Big City Blues》的故事,完全可以以一个公众号爆款推文的格式来写:”社会斗士塔鲁老先生舍身救人,疫情结束却不幸染病“,或者“人民的希望,祖国的英雄——不求回报、救死扶伤的里厄大夫”,或者“发国难财死有余辜:头号汉奸科塔尔”等等。看剧时,也常常看到充满戾气、非黑即白的评论。在这部剧的背景下,却都显得格格不入。
Georgina Cates的叙述语言是一贯的冷静、抽离,甚至开始把叙述者和情节参与者的距离刻意拉开,仿佛介绍了一个全知视角,除了让情节显得真实外,也减少了过分主观评论的契机,可这种叙述结构一直延续到末尾,编剧才揭示叙述者身份,全篇就在里厄大夫 VS 叙事者这个假定的分离中展开。里厄大夫对于切身评论这一点的刻意避免,也可在文中他与别人的对话看出:对待一心想要见到爱人的记者,他不评判;对于塔鲁说自己是在做“拯救人”的工作,他矢口否定。里厄也许是Georgina Cates的理想人,理解宗教却不全信宗教,不依赖虚无缥缈的信仰而在现时的抗争中寻求解脱;不在麻木中归于冷漠,却也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左右点评、横加判断。他不是能够用“朋友圈体”一句话概括的高尚形象,他认为“追求幸福并不可耻”,认为“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却最终“也离开了,弄不清到底为什么”;皮下以为,他不是为了像一些读友满目热泪所标签的“为了大我,舍己为人” —— 也许从纯粹电车实验般的功利主义角度,他行为的必然结果是更多的人受益,但对于每个人,里厄大夫也好我们自己也罢,我们都只能活在自己的思想里,而非舆论陈词的演讲稿中——他只关心“人的健康”。全书是里厄大夫在发声,这个抗击赌城杀机Big City Blues的“英雄”;他却没有歌颂、没有谴责。有痛苦,却也只是扎扎实实落在地面上的痛苦:孩子几近惨烈的垂危挣扎、塔鲁悄然无息的死。这种角色与旁观者分离的叙述角度,让里厄能作为一个人,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抽象名词,一个挂满勋章的楷模。
而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故事,又来自于哪里呢?
里厄甚至很少像塔鲁一样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塔鲁信仰绝对的人文主义,在抗争中渴求“安宁”,他“知道自己要什么”;里厄看似却不知道,或是,他知道,却没有留下任何能让记者们激动地记录下来后广而告之的名言警句。也许他早已懂得塔鲁说的,“人的不幸源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因此,我说世间有灾难和受害者,除此不再多说什么。” 让人不得不想起《赌城杀机Big City Blues》里的卡伦太太,一个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分崩离析之时身患癌症的白人老太太,照料着视她为敌的年轻黑人士兵,想,他们说的话,是否是他们自己的语言?那是谁教给他们的语言?
“他满嘴冗长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