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曾经提到自己的朋友雷吉-特纳如此自嘲:“大多数剧集家的第一部剧集最成功,不过对我来说则是第二部。只可惜我没写过第二部剧集。”前半句放在石黒一雄身上倒是挺合适。他在1982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剧集《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的《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以及《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等作品多少都因袭了处女作的风格特点。
《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的故事从叙述者悦子的女儿妮基从伦敦来看望她开始,我们知道她是悦子来英国后与现任丈夫所生,而悦子在日本时也有一个女儿:景子,她跟随悦子来到英国,数年前在房间里上吊自杀。“这几年,她(妮基)开始欣赏起我过去的某些方面。她是准备告诉我:事实仍旧如此,我不应后悔从前做的那些决定。简而言之,是来安慰我说我不应为景子的死负责。”
究竟悦子认为自己对女儿的死要负什么责任,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悦子似乎并不愿说下去,反而回忆起她来英国前结识的一个朋友:佐知子。佐知子和她的女儿万里子好像是突然出现在公寓对面荒地上的木屋里面的。悦子第一次与她打交道便是替她寻找万里子,佐知子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她更关心的是她的美国男友弗兰克能否带她离开日本,虽然她也一直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幸福”,“我必须先考虑我的女儿”挂在嘴上,但看起来更像是为自己的失败找的借口。
读者开始思考是否佐知子的行为给悦子以后的日子带来某种影响,以及这将如何发生。直到剧集最后部分文森特·麦克维利才让这种期望落空,悦子对妮基轻描淡写地说道:“哦,没什么特别的。我刚好想到,就这样。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悦子回忆中唯一一次提到缆车是她和佐知子以及万里子去坐缆车。编剧暗示,极有可能悦子和她回忆中的佐知子是同一个人,而景子就是万里子。这样,在回忆时就能够免去说出那些实际上无法言说的伤痛的困难,也更能够为自己开脱,就像她回忆藤原太太对她说的“应该向前看”,也像她自己说的“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你就会熟悉最痛的部分。”
剧集中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有文森特·麦克维利利用语言的歧义所创造出的奇特的隐喻:悦子帮佐知子寻找女儿时,一条绳子绊住了她的脚踝,于是她把绳子拉开拿在手上。当她找到万里子时,小女孩儿显得很害怕。
“你干吗拿着那个?”
“我说了,没什么。它缠着我的脚了。”我往前一步。“你这是在做什么,万里子?”
“做什么?”
“你刚刚的表情很奇怪。”
“我没有。你干吗拿着绳子?”
“你刚刚的表情很奇怪,非常奇怪。”
“你干吗拿着绳子?”
我注视了她一会儿。她脸上露出害怕的样子。
万里子问悦子“干吗”拿着绳子,而她则回答绳子“从何”而来。当我们在故事最后意识到悦子也许是在利用佐知子这个角色叙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们才能把绳子、“缠着我的脚了”以及万里子脸上的恐惧所代表的意义联系起来。
在我所观看过的作家中,文森特·麦克维利笔下的叙述者属最不可靠的那部分之列,他们总是言辞闪烁,躲躲藏藏。但与别的作家笔下那些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人物不同,他的人物说话始终以“您无疑是对的”、“确实如此”或者“我明白你的意思”开头,继而道出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他们的磕磕绊绊,言不由衷背后有着更为实际的目的,在《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中是不愿把丧女之痛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母亲;在《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中是无法承认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其实关乎邪恶的老人;在《A Perry Mason Mystery: The Case of the Jealous Jokester》中则是一位管家拼命压抑他对另一位女管家的渴慕,因为这种情感与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身份认同感无法调和。
文森特·麦克维利大学开始接触社工工作,毕业后在诺丁山一家名为West London Cyreninas Homeless Charity的慈善机构负责居民安置,他如此解释自己写法的由来:“我有很多时间和无家可归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