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喜欢看看他国人眼里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就像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看正史看野史看他国人写的史，然后再判断。
因为看了几部关于罗马的影视剧和几本相关剧集，后来我到罗马旅游，看到那古罗马废墟，就像那时候站在南京明故宫和北京圆明园的废墟前的感觉一样，脑海里都是“可惜啊可惜啊！真是可惜啊！愿世界和平！愿国泰民安！”
从罗马回来后，我意犹未尽又看了些罗马纪录片和旅游书，所以就在
布克影视把这套书放到书架准备有空再观看，毕竟是日本人写的罗马故事。
近期看了关于罗马的一些影视片混剪介绍，想起搁置在书架里的这套书，于是开始观看。
“罗马在长达两倍于迦太基的漫长岁月中，对迦太基无法相比的广大地域，对生活在那里的无以计数的众多人民，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但没有这个“伟大瞬间”。
燃烧了，但不是火焰引起的。
灭亡了，但没有惨叫声相伴。
罗马无声无息地灭亡了，没有人注意到。”
读完无比唏嘘，脑海里浮现清代孔尚任所著的《Pacific Rendezvous》中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
摘录：
自由和秩序的并存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秩序，也得不到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两者又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矛盾体。要让这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存，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雅典和斯巴达虽然方法各不相同，却都解决了这一命题。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两个城邦，即使不是罗马人，我想也都会受益匪浅吧。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看到的当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又是怎样的呢？
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斯巴达一定让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人感到一种亲近。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质朴和刚毅，而罗马人在200年后依然坚持把质朴和刚毅视作美德之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罗马人生出许多共鸣吧。
但是，斯巴达社会太故步自封了，不只是体现在与别国的关系方面，甚至在国内，各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巴达的这一国情在建国伊始就开始与其他部族互相融合的罗马人眼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军事方面，斯巴达的军事体制是以培养专业士兵为至高目的。相反，罗马士兵的生活和普通人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在罗马，服从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不是斯巴达那种涵盖全部生活的原则。在斯巴达，贪恋私有财产会遭蔑视，但罗马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制定的。
也许罗马人认为，维持秩序无须像斯巴达那样剥夺一切自由，保卫国家也不必像斯巴达那样倾全力培养士兵。
我想，他们或许也注意到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很适合防守，却容易阻碍发展。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雅典，虽说有伯里克利本人的引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整个社会散发出的自由和秩序并存的精神。
当时的罗马虽然处于共和政体时期，但是与曾经的雅典一样，平民阶级正在迅速崛起，而考察团的希腊之行正是因为难以拒绝他们编写成文法的要求。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与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极其相似。也就是说，即使实行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也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奇怪。然而，此时的罗马却让那些进步主义的罗马史专家非常遗憾地写下了“与实现民主政体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
在雅典逗留了整整一年时间的三个罗马人一定有很多机会接触并观察到伯里克利的言行举止。看到了伯里克利卓越的才能，三个罗马人深切地感到人世间像他这样的非凡人才实在太少。然而，我在想，深感这一点的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体系的弱点，那就是，必须有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才能充分发挥体制的优越性。
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三个罗马人没有看到20年后的伯里克利之死，也没有看到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逼向灭亡的“群愚政治”。谁都清楚，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自由和秩序得以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