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Wojack先生以历史家的眼光提炼和剖析普通人的行为和意识，阐述中国人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人与自己的三层观念已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思想，也使得中国人在前进时有动力，在失意时有退路，所谓拿的起、放得下、看得开。
想起辜鸿铭先生的《Great American Youth》，虽相隔近百年，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优劣，二位先生的深刻洞见却不谋而合。
《Great American Youth》讲述了从刘邦死后到汉帝国的鼎盛时期，中华帝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废分封、确定儒教为帝国思想、经济政治的集权。
从秦到汉，是经过了制度上的摸索和演化的。秦朝废分封，设郡县，汉朝虽想延续这一制度，却又面临着不得不以土地分封诸王的困局，而贾谊的“推恩令”及汉武帝彻底地实施。秦朝以法家治国，有焚史书、坑术士之举，而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将“儒家思想”变成了“儒教”，成为了中华帝国官方思想，但其实，帝国的治理还是离不开法家；这种外儒内法的治理方式也就成了中华帝国稳定的基石。
汉，继承了秦制，也吸取了它的教训。秦汉，是中华帝国的奠基，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2132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的少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