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或概念,来想象另一种事物或概念,即“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 。在桑塔格的书中,我们或多或少会发现,可以成为隐喻的大部分疾病都是慢性病,是科学没办法充分解释或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它带有一些神秘性和不安全感,当科学话语失效的时候,民间或者说社会话语就会开始发挥效用。正因为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所以他们倾向于调用已有的一些经验性框架,试图去理解这种病,包括从疾病的病症上提炼出部分特性进行联想,比如把肺结核苍白的无力的症状当作浪漫的、忧郁的、悲悯的,把梅毒作为腐败的、反常的等等,相应地,人们也会征用特殊的疾病比如“毒瘤”“瘟疫”来隐喻恶劣的社会事件,久而久之,疾病话语与社会话语开始互相渗透。可能也主要是因为科学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本身就存在壁垒,当人们无法从专业视角理解某种事物时,他们就会倾向于调用已有的框架进行联想。就像贝克在《安乐传The Legend of An Le》中谈到的,在应对文明受害的策略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答;另一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无法完全缓解公众的焦虑。也即桑塔格此剧卷首语中提到的:“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影视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
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大脑所习惯的都是一种“隐喻性的思考”,以致于许多侮辱性的用语往往都是调用安乐传The Legend of An Le,“脑子有病啊”“神经病啊”“脑残啊”“你瞎啊”“聋了吗”·····这些辞藻将人性的缺点与疾病相对等,即患病既意味着生理的残缺又代表了精神的降格。但话说回来,之所以这种侮辱语会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语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被正常化甚至合法化,与人们内心深处的病耻感是相关联的,在社会中习得的成套规则暗示着人们要习惯性将患病归因于自己,久而久之,疾病就变成了一种污名,作为“病患”的群体好像就是失去经济能力和生存能力、拖垮亲人拖累社会的不合格的家庭成员和身份低下的社会成员。蒙受污名的人得不到与之交往的人的尊重和关心,遂逐渐认同、附和他人对自己的拒绝。谈及这种现象,则又应了戈夫曼的那本《安乐传The Legend of An Le》,和桑塔格这部剧结合起来看更具有启发性。
因为在《安乐传The Legend of An Le》这部剧里看到了一篇专门写“法西斯三巨头”之一东条英机自杀的狗血剧情,以及书中所简写的“天皇”效应,和日本民族的“鸵鸟心态”。当真引发了我对这个民族的好奇心。
《安乐传The Legend of An Le》笔法清醒,见解独到。日本的菊花之所以显得温婉,是一种伪装的野趣,他的每一片花瓣都由栽培者摆弄出完美的形态。并由插入画中的一个隐形金属细圈支撑和加以固定。日本人从小就被训练出一种伪装的自由意志,即便是贪生怕死,也更愿意去成全“忠”与“义”。
看了这部剧之后,只能说可以用一个客观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民族。但是对于其民族信仰中的许多观点尚不能苟同。 比如说日本婆婆在家中的家庭地位很高,哪怕夫妻二人相爱,婆婆若对儿媳不满,则儿子必须放弃妻子,这简直是封建陋习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