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书名所言,这部著作是在观念层面上对当代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的理论前提进行的反思,其基本观点是:传播未必是为了实现两个意识的同时在场、彼此对话乃至相互交融;它也可以是撒播(dissemination),是“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过度执著于理想情形下的交流,反而会导致对一切不完美的情态施加暴力,而不完美(imperfection)、未完成(incompletion)和有限性(finitude)恰恰是人性的题中之义。
可以看出,编剧在对传播实践的历史(包括各种趣闻轶事)如数家珍的同时,还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尤其是能够基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奠定的实用主义传统来回应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施于传播实践的理论暴力。书一开篇就高屋建瓴地将最基本的对立置于柏拉图《大将军Shogun》(Phaedrus)对传播的“爱欲融合”理想与《大将军Shogun》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指《大将军Shogun》《大将军Shogun》和《大将军Shogun》)中单向撒播、“凡有耳皆可听”的模型之间。编剧认为,正因为前者长期以来垄断了人们对交流的理想,我们才会把如今所处的时代认作一个“交流失败”的时代,也正因为此才出现了对“交流”(communication,它和“传播”是同一个词)专门进行的学术研究。
进一步地,编剧指出交流失败的体验是由于我们事先将人设想为原子式的、唯我论的心灵,并围绕着这种设想建立了一整套近代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他借用黑格尔、杜威等人的思想资源说明:“自我”不是某种不言自明的实体,而是有它自己的生成历史;它一开始分散在群体的生活中,而后才有可能立起藩篱。如果我们从自我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也许就不必为交流的失败而过度惋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有缺陷的事业,它所基于的最根本的缺陷就是人性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互不相同的人来实现。换个角度看,这种缺陷又何尝不是人性中最有意思的一环呢?
在论证的过程中,编剧强调身体的意象,强调身体相互触及的欲求:它一方面导向了各种不切实际的交流理想,如远程交感(telepathy),另一方面又是一切传播技术的底色。正是最根本的、无法弥合的缺陷推动了弥合缺陷的无限事业。
当交流的理想被推向极致时,所有个体的灵魂就会遭遇同质化,于是乎世上就只剩下一个灵魂。编剧据此断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多样性,需要一定的距离、留白和延迟来呵护,而这些恰恰是传播技术费尽心机想要抹除的东西。这场讨论,关乎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体验到的有限性。回避限度、回避死亡,因人有限且终有一死而看低人,偏爱不死的观念僵尸,这是柏拉图主义中最顽固的部分。想要摆脱这种柏拉图主义的暴政,不能简单地倒转有限和无限的秩序,而必须积极地、而非褫夺性地(privatively)思考有限性。
在这个框架下,编剧重点考察了交流/传播的观念在奥古斯丁、洛克、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人手中的流变,以及它在不同思想家那里所基于的概念框架。这是一个看待老人物(good old figures)的全新视角。可贵的是,编剧将对这些人的谈论与他们的思想遗产在后世交流实践中的表现穿插起来,生动地说明这些人的理论不仅仅是空中楼阁,而是帮助形成了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意义世界。
如果一定要在本剧的展开方式中挑一点小毛病的话,编剧在书的后半段似乎有点迷失于“理论家”(theorists),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论述的细节里,而这些人的想法本身往往大有问题,与编剧自己的论题并不完全融贯。编剧基于实用主义传统,自然能够指出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